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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chard Ken 和 Mark Warschaur 在他們所編著的新書Networked-based Language Teaching: Concepts and Practice導論中，比對語言學上三個重要理論—結構語言學、認知語言學、社會認知語言學—與科技教育發展的三個階段—主機電腦時代、個人電腦時代、網路電腦時代—之後，指出科技教育的應用與發展，其實可以在語言學發展史中找到理論基礎。以下為他們比對兩個知識領域的摘要︰

（一）結構語言學（Structural Perspective）與主機電腦時代（Mainframe Computer）

結構語言學的理論，是根據 John Watson 和B.F. Skinner 等幾位行為心裡學家的理論演變而成的，重要的學者包括 Leonard Bloomfield, Charles Fries 以及 Robert Lado。這派理論是語言為有自主性且有結構的系統，語言學習者必須透過反覆的練習，形成一種語言習慣，以便有正確的語言結構反應。基於這種理論，文法翻譯學習法（grammar-translation method又稱 audiolingual method），成為語言教學上的不二法門，而在第二外語教學上，教師的責任著重於比對母語和第二外語語法結構上的差異，以便教導學生反覆練習正確的句子。

這個理論和電腦最初應用於教學上的發展類似，那就是最早時期的主機時代，以結構的觀點提供電腦輔助教學程式（structural approach to CALL），都是以反覆練習文法或單字為主的練習題（drill practice），提供教師及研究者的研究資料，也都是以數據為主。這樣的電腦輔助教學法，Charles Crook比喻為輔導式教學（tutorial metaphor），亦即電腦被當作家教，缺點在於其機械式的訓練，無法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動機。

（二）認知語言學（Cognitive Perspective）與個人電腦時代（Personal Computer）

認知語言學的重要學者有 Noam Chomsky 和 Stephen Krashen，他們認為，語言是一個由心理建構的系統，學習者乃透過天生的認知能力，利用推理和以往的經驗，去體認所接受的語言刺激。這種認知能力，也就是 Chomsky 所說的 competence，是一個主動生成並轉變知識的能力。基於這兩位學者的理論，後來的認知語言學者界定，所謂的語言能力，指的是個人所經歷的心理語言學的過程，或者利用已有的知識（schematic knowledge）自上而下（top-down）分析所接收的訊息，或利用接收到的訊息中所透露的資訊（如單字、句子等），自下而上（bottom-up）學習或吸收接觸到的知識。Chomsky 和 Krashen 對後來的認知語言學家的另一個影響是，語言學習被視為一個發覺問題並尋找解答的過程，因此語言教育有兩個重點，一為推理的練習，另一則為合作學習的課題。

與此理論相對的教育科技發展，則為個人電腦時代的電腦輔助教學法。這個時期的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設計，開始傾向於以學習者為中心，提供學習者現實世界的縮影（microworlds），而這些模擬的世界中則充滿問題，刺激學習者利用已有的知識或個人經驗，尋找解決方案或提出並測試假設，目的在幫助學習者達到新層次的理解領域。這個階段的電腦輔助教學，Charles Crook 稱之為建構式學習（constructional metaphor），電腦被當成學生。這方面的教學設計，提供教師及研究者質與量並重的研究資料，雖然比最早時期機械式練習的設計，更能刺激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，但是畢竟只是提供模擬的環境，並非一個能讓學生與真實世界互動的環境，就社會認知語言學的角度而言，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缺憾。

社會認知語言學的重要學者有 Dell Hymes 和 M.A.K. Halliday，他們反駁 Chomsky的認知能力（competence）說，認為語言能力不能只侷限於個人的心理認知過程，而應該包括透過社會互動及吸納他人言構的語言學習過程，這是一種能夠在不同的社交場合中，適切運用各種語言形式（form）的能力，Hymes 稱這種能力為交際能力（communicative competence）。由於語言學習是根基於整個社會的互動與結構，因此對於語言的形式應該加以注意。所謂語言的形式，則指在真實的社會語言互動環境中，不同的文體應用、對話的環境與對象、對話風格的變化等等。Halliday 更提出三種主要的語言功能︰（1）用語言表達內容的功能（ideational）；（2）用語言維繫社會關係的功能（interpersonal）；（3）用語言創造與情境相關的語言運用（discourse）的功能（textual）。Hymes 和 Halliday兩位社會語言學者的理論，影響語言教學調整其方向，幫助學生進入真實的社會語言運用機制，成為語言教學的重要目標，因此以學科內容為基礎的語言學習模式（content-based learning）及以不同課題為基礎的學習模式（task-based learning，亦即給學生真實的課題或學習計畫 authentic tasks or projects），即成為近代語言教學設計的重點。

和社會認知語言學教學理論同步發展的，即網路電腦時代的語言教學設計，Charles Crook 將之比喻為工具箱式學習法（toolbox metaphor），電腦在這個階段扮演工具箱的角色。就理論上看，網路電腦時代的教學設計，著重於提供真實的語言運用環境或社群，使學生能進行有意義的語言互動。就科技本身而言，也就是透過互相連結於網路的電腦，進行互動式的人性溝通。就設計而言，可以分成兩大類︰（1）以電腦為媒介的溝通法（CMC，computer-mediated communication），包括非同步的電子郵件交換、同步進行的網路交談室和MOOs²。（2）全球戶連的超文本和超媒體（globally linked hypertext and hypermedia），亦即網際網路（World Wide Web），這方面科技的運用優點在於，（a）由電子連結所呈現的多線式資訊（b）圖像、聲音、影音、文字資訊的整合（c）快速而全球性的資訊通路（d）簡易且低成本的國際性出版與發表機會。透過網際網路的設計即優點，語言教學提供的，不再是封閉式的學習環境，而是多樣且真實性的互動環境選擇，讓學習者可以選擇不同的社會互動。再者，網路教學設計也提供已經存在的語言運用社群，並給予學習者創造新的語言設群的機會（如網路出版等）。

針對新興起的網路語言教學，在研究方法上也相對地有革命性的發展。在主機電腦側重對與錯判別的時代，數據分析研究法獨占鼇頭。之後的個人電腦時代，由於開始提供學習者建構知識的能力，光是數據分析無法呈現學習者的學習過程，因此除了數據（如按鍵記錄方面的數據）的研究與分析外，同時開始記錄學生的學習過程（運用think-aloud 的程式設計或問卷來收集資料），再加以分析敘述，也就是開始有質的研究。到了網路語言教學時代，研究者不只要觀察單一學習者的學習過程，更重要的是觀察網路語言運用與語言學習社群的發展，因此研究方法上，側重於語言運用機制的分析及社會文化整體環境的分析，所收集的資料也就傾向於社會互動（包括對話與行為等等）的側錄、民族人文學的觀察、對學習者及其互動社群成員的訪談等等。我們可以將現代的網路語言教學與學習研究，稱為民族人文學研究，只是這方面的研究還在萌芽的階段³，需要更多研究者投入。

（註解1）原文取自︰Kern, Richard and Mark Warschauer. “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tworked-based Language Teaching.” Network-based Language Teaching: Concepts and Practice, Mark Warschauer and Richard Kern, Eds. (Cambridge: Cambridge UP, 2000), 1-19.

（註解2）MOOs 是由 MUDs 演變而來的。MUD 意指『多使用者領域』（Multi-user Domain），MOOs 因此指的是『多使用者領域+目標導向』（Multi-user Domain, Object Oriented），可定義為『提供網路通路、文字為媒介、適合遠距學習的虛擬環境』。關於 MOOs 的詳細定義與觀念，可參閱︰

（註解3）編著者之一Mark Warschauers 於 1999 年出版的Electronic Literacies: Language, Culture, and Power in On-line Education (Mahawh, NJ: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)，即為以民族人文學研究法成書的代表作。另一位擅長民族人文學研究法的語言學者為 Shirley. B. Heath，她所著的論文“Literacy Skills or Literate Skills? Considerations for ESL/EFL Learners” 則收錄在 David Nunan 所編的Collaborativ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(Cambridge: Cambridge UP, 1992) 一書中的第40-55頁。